西部战区总督府就召开了高层会议。
当天晚上，一份新的规划就出台了。
也是当天晚上，一批批快马从张掖城出发，赶往河西各个军镇。
洪承畴的后勤战略规划如下：
长安、天水、兰州、武威、张掖、酒泉，这六个地方，每个地方预备2万工兵，从各镇的预备役名额里征集。
如果这事换做内地的省份，恐怕没有那么好做。
但在西北就不同了。
这六个地方，在过去就是重镇，原本就有军事底子。
要不然从长安到武威的水泥路怎么会在两年内从0到铺设完呢？
不过既然长安到武威的水泥路已经铺设完了，为何还要征调这里的预备役？
理由其实很简单，因为一条水泥路肯定是不够的，西部战区实在太大了。
从长安到敦煌，纵深三千多里。
朝廷要彻底控制河西，通过河西，向西域源源不断输送兵力、物资，将大明朝的经济与西域联系起来，就必须不断加强河西走廊的城镇化。
要加强河西走廊的城镇化，就必须疏通长安到敦煌的各条大动脉，也就是交通设施。
通过一条条密集的大动脉，向西域不断输送经济影响力。
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投资，包括军事、基建、人力、工业等多方面的投资。
只有完成了这些，大明朝才能通过河西走廊，对西域传播影响力。
就在洪承畴亲自督建后勤的时候，曹文诏的五万大军从嘉峪关，跨过茫茫大漠和雪原，抵达了敦煌。
有人说崇祯十一年才是最困难的一年，并非新政受阻，而是新政产生的效果，在向外延伸的时候，受到了巨大的阻力。
例如对辽北蛮夷的打击，对漠北的征战，以及在西北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军事行动。
这些全部发生在了崇祯十一年。
以往，它们其中一件事发生，都会对朝堂产生重大的影响。
但今年，它们全部同时发生了。
这就对新政下的行政、军政以及财政形成了巨大的考验。
只要有一处战败，朝堂上那些蛰伏起来的政客们就会跳出来，趁机大肆宣扬军事内卷理念，要求皇帝暂缓对周边的军事扩张。
为什么？
因为一处战败，意味着投入到这一处的财力几乎打了水漂。
例如眼下十万吐鲁番大军围攻敦煌，敦煌如果失守，曹文诏战败，意味着明军向西取西域的战略被腰斩，大规模运输棉花到内地的战略目标也就失败了。
没有任何经济收益，反倒战死了无数人，投下去的钱也都没有收回来，必然会引起大规模反对的声音。
那时候不仅仅是官员们反对了，甚至可能老百姓都会反对打仗。
即便是皇帝也不能逆天而行。
上一个打败仗还持续要打的逆天而行的皇帝叫杨广。
杨广雄才大略……个屁。
做事不知轻重缓急，不懂权衡全局，你管那叫雄才大略？
另外，杨广绝对不是得罪了世家这么简单，杨广是把天下所有人得罪光了，老百姓百万百万的死。
有的人站在水里身体烂掉长蛆，人命如草芥一样死掉。
杨广不嗝屁没天理了。
而张凡呢？
呵呵，你看他新政效果贼牛逼，实际上这一年，四方开战，也是在刀尖上跳舞了。
稍有不慎，还真有一局输而满盘蹦的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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